（通讯员：杨上、杨兵）5月16日，学院近百名师生前往鄂州市梁子湖区梁子岛，开展为期一天的研学活动。本次活动以“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”为主题，通过实地走访、座谈交流和现场研讨，引导学生将课堂理论与基层实践相结合。
一波三折的4A创建史，成为研学的鲜活教材
梁子湖是湖北省第二大淡水湖，也是武昌鱼的故乡。师生从6号码头登岛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梁子岛牌坊和一片密集的商业区——餐馆、特产店、民宿鳞次栉比，这是多数游客对梁子岛的第一印象。
乘船途中，师生们了解到一段特殊的“景区史”：梁子岛生态旅游区早在2010年就获评国家4A级景区，但因管理不善、经营失序、生态环境恶化，于2017年被摘牌。此后，鄂州市引入湖北文旅集团进行改造经营。经过长达五年的闭岛整改与基础设施投资建设，梁子岛于2023年初恢复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。
这段“初获殊荣—惨遭摘牌—国企接手—重获新生”的曲折历程，正是理解国家禁渔战略和基层治理关系的一把钥匙。
图 1 师生在1号码头集合合影（拍摄：黄钧然）
张家楼房与公山演出：红色记忆的两种呈现
登岛后，师生们首先参观了张家楼房（鄂南军事指挥部旧址）。旧址内斑驳的砖墙记录着李先念、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鄂南抗日游击战争的历史。
图 2 师生听取张家楼房的抗战故事（拍摄：黄钧然）
参观结束，因岛上排污管网施工，主干道封闭，一行人绕行居民区，意外地看到了梁子岛的另一面。居民区里，私房建得又大又密，外观气派，但大多大门紧闭，整条巷子走下来见不到几个人。
随后，师生们来到公山遗址公园，观看了一场再现抗日战争期间梁子岛居民夺取公山碉堡的实景演出。演出虽然简朴，但当地演员的投入表演让那段烽火岁月变得真切可感。有同学在调研笔记中写道：“旧址是静止的历史，演出是活态的记忆。两种方式放在一起看，对‘红色资源如何活化利用’有了更直观的理解。”
图 3 公山碉堡前合影（拍摄：黄钧然）
“那个时候岛上很红火”：老人们回忆中的梁子岛
临近中午，师生们来到梁子社区村委会，与两位70多岁的原住民进行座谈。说起从前，老人的眼睛亮了起来。他们回忆，禁渔之前的梁子岛很红火。每年9月24日是岛上最热闹的日子——捕鱼节，四面八方的游客涌上岛，村民们自己开船接送游客，家家户户忙得脚不沾地。
但禁渔之后，捕鱼节停办了，热闹也散了。另一位老人的话让在场师生印象深刻：“现在的梁子岛，养生可以，养老不行。”20年前梁子岛还是一个镇，有医院、有小学到高中，如今学校撤并、医院降级成医务室。岛上的行政机构也大幅缩减，原来的税务所、派出所等陆续撤并，公共服务能力明显下降。
图 4 村委会与老居民座谈（拍摄：魏露露）
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：未被理解的“摘牌”与国企的“尴尬”
座谈中，同学们注意到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。当话题转到2017年景区被摘牌时，老人们表现出困惑和不理解。在他们看来，那段“红火的日子”正是岛上的高光时刻，至于为什么会被摘牌，他们说不清楚。有同学在调研笔记中写道：“老人们怀念的‘繁华’，恰恰是导致摘牌的‘乱象’。粗放经营、环境透支——这些从治理角度看的问题，在居民眼中却是‘日子红火’。”
更值得关注的是，当话题转到国企入驻后的变化时，老人们的态度也颇为复杂。一方面，他们承认路修好了、环境变整洁了；但另一方面，他们觉得国企的建设和自己关系不大，“没见现在的游客增加很多”、“北边搞得好，但我们这边还是老样子”。而对于国企面临的盈利困难，老人们并不了解——事实上，景区开发投入大、回报周期长，加上淡旺季明显，国企目前仍处于投入期，盈利压力不小。
这个细节让师生们意识到：国企入场解决了“硬件达标”的问题，但“如何让本地居民受益”“如何实现可持续经营”“如何弥合政策逻辑与群众感知之间的落差”，仍是待解的难题。
不缺钱，但缺机会
两位老人也谈到，2018年禁渔政策实施时，上岸渔民获得了一笔补助，不少家庭盖起了气派的房子。但问题是，钱有了，谋生的路却很少——岛上除了旅游旺季的少量岗位，几乎没有其他产业。年轻人大多选择进城工作，那些气派的房子成了“一年住几天”的候鸟式资产。
“南居北景”的形成逻辑：国企入场与空间重塑
下午站在点将台上俯瞰全岛时，师生们才真正理解了梁子岛的空间格局。随队的导师解释道：2017年被摘牌后，鄂州市引入湖北文旅国企进行整体改造经营。目前的“南居北景”格局，并非规划上的偏好，而是现实约束下的选择——南端居民区农户密集，私房林立，拆迁成本高、难度大；北端以山地为主，开发空间大、征拆阻力小。因此，国企的投资建设主要集中在北端，包括基础设施改造、景观打造、核心景点提升等。
同学们注意到，国企的介入确实带来了规范化。原有的私人游船、快艇被统一管理，宰客和恶性竞争现象明显减少。但问题也随之而来：国企经营灵活性降低，个体经济空间被挤压，部分居民感觉“国企的建设和自己关系不大”。更现实的是，景区开发投入大、回报周期长，加上淡旺季明显，国企目前仍面临盈利困难。
点将台研讨：从产业品牌到公共政策
点将台上，在黄宸老师的引导下，同学们结合全天的观察和座谈会上的信息，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。讨论围绕以下几个层面展开：
图 5 黄宸老师点将台上“点将”（拍摄：黄钧然）
关于产业与品牌。 同学们注意到，梁子岛作为武昌鱼的故乡，拥有独特的品牌资源——毛主席和习近平总书记均曾赞誉过武昌鱼。但现实中，武昌鱼“刺多”影响消费体验，销路有限。有同学分享了市领导私下的一句话：“确实没那么好吃。”这引发了大家的思考：品牌如何转化为可持续的产品力？目前，当地正在探索活鱼到家、高端化品牌、无刺鱼品种研发等方向，但后者的高校专利尚在封闭评价阶段。
另一个被关注的产业是螃蟹。有同学通过调研了解到，梁子湖本身并不产大闸蟹，市面上销售的“梁子湖大闸蟹”多为从武汉白沙洲市场进货后“过水”销售，品牌真实性存疑。这让大家意识到，品牌建设不能只靠“讲故事”，更要有产业基础作支撑。
还有同学对比了产品附加值的差距：“梁子岛的农产品，100块钱能买‘一堆鱼’；而在厦门鼓浪屿，100块钱可能只买得了一条鱼。差距不在鱼本身，而在包装、故事、体验。”
图 6 同学们点将台上分享交流（拍摄：黄钧然）
关于旅游开发。同学们观察到，岛上的硬件设施——酒店、观光车等——已经具备一定基础，但网红打卡点少、缺乏氛围感、网络宣传薄弱。有人建议前期采取低价引流策略，比如沙滩免费开放，先把人气聚起来；同时邀请网红宣传，依托顾客好评形成口碑传播。
空间割裂问题也被多次提及。居民区与点将台等核心景区之间缺乏有机衔接，黄宸老师用东湖绿道、厦门鼓浪屿等案例启发大家。她说：“梁子岛的案例很有代表性——政府引入国企进行‘灾后重建’，短期内解决了硬件问题，这是值得肯定的。但‘南居北景’提醒我们，治理不能只做容易的部分。国企的盈利困境、居民的感受落差、认知的沟通鸿沟，这些‘难啃的骨头’才是基层治理的真正考验。
关于人口与劳动力。岛上户籍人口约2000余人，实际居住不足500人，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。有同学观察到，部分青壮年“有待回来”，但动因多为“继承家业”或“外面打工太苦”，尚未形成可持续的回流机制。根本问题在于，岛上除了旅游旺季的少量岗位，几乎没有其他产业支撑。
关于公共政策。讨论最后上升到理论层面。有同学从“街头官僚理论”切入，指出处于行政体制最底层的基层人员，其“最后一公里”的服务质量对老百姓至关重要。有人从政府与市场关系角度，分析了国企与个体经营的利弊，提出如何在规范性与灵活性之间找到平衡。还有人谈及政策的两面性：“任何政策都有利弊，决策者需要‘看一步想十步’，考虑更周全。”
一位同学的总结引发了大家的共鸣：“禁渔政策让生态账算得过来，但民生账、文化账怎么算？前期的补贴资金，是仅完成了基础设施建设，还是真正实现了人流引入和可持续发展？这是公共政策评估需要回答的问题。”
关于“梁子”的由来。讨论间隙，有同学分享了岛名的由来：“梁子岛”原名“娘子岛”（女字旁），传说源于一位母亲在大水中救岛民的故事，后因方言谐音改为现名。这个趣闻让大家感慨：一个有温度的文化IP，其实一直都在，只是有待挖掘和包装。
黄宸老师在总结中说道：“‘绿水青山’是梁子岛最大的资本，关键是怎么把‘好风景’变成‘好生意’——武昌鱼可以做成即食文创，老房子可以改成湖景民宿，‘共同缔造’要让岛民真正成为治理的主角。”她笑着展望，“等禁渔期结束，咱们再回来看看，今天的思考能不能变成梁子岛的新模样！”
后记：期待2028：能否成为“湖北的鼓浪屿”？
“20年前，岛上商铺林立、烟火气浓，湖景房体验绝佳，海鲜现捞现吃——那是老人们怀念的梁子岛。2028年之后，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梁子岛？这是我们这一代公管人应该关注和思考的问题。”一位同学在分享中说道。
图 7 杨上同学以亲身经历分享20年前后的见证（拍摄：黄钧然）
后记
梁子岛的人口流失与空间变迁，是中国乡村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。从“渔歌唱晚”到“南居北景”，从“镇”到“村”的行政降级，这座小岛的命运折射出千万个中国乡村在时代浪潮中的挣扎与求索。
2028年不仅是十年禁渔政策的期满节点，更是一次对基层治理能力的集中检验。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，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非对立；“江山就是人民，人民就是江山”，政策的成效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上。一项公共政策好不好，最终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。
梁子岛的“重生”，既要肯定国企入驻以来的投入与成效，继续发挥其资金和管理优势；也要激发岛内居民的主人翁意识，让“共同缔造”从理念走向实践；更需要政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为国企与个体经营者的共生共荣创造空间。
期待禁渔期结束后，梁子岛能够借鉴鼓浪屿等成功案例，在盘活现有资源、提升产品附加值、讲好本土故事的过程中，找到“绿水青山”向“金山银山”转化的可持续路径，让乡亲们从“笑不出来”变为“真心在笑”，重现甚至超越20年前的繁荣景象。
审核：黄宸 姜庆志 王家合